广东一40岁的女市民希望通过人工授精生个孩子。对此，广东省人口计生委副主任刘银燕称，对未婚女性施行人工授精是违法的。人工授精术是一种辅助生殖技术，它只能针对有生育困难的已婚夫妇展开。

　　刘银燕的回答听上去不够人文理性，似乎“剥夺”了一位未婚女公民的生育权，伤害了一位未婚女性渴望孩子的母性情怀。但是，公民的生育权在我国并非一种无约束的权力；如果我们片面强调公民的生育权，而将生育者应当承担的人伦义务搁置一边，势必造成法律执行上的混沌。不得为未婚者施行人工授精，其依据的地方性法规属于禁止性法规。要阐明其中的法律法规条理，非三言两语便能说清。在我国《人口计划生育法》主旨导引下，卫生部与各省级地方政府，有权根据当地实情制定人口计划生育法的相关措施和细则，这种措施带有地方性法规的性质，具有法律的约束力。在法律没有修订之前，不论是公民还是人工授精施行机构，都无权擅自改变。

　　不过，在我国相对不完备的法律背景下，未婚女性要人工受精依然很容易。《人口计划生育法》以及其他相关法规，留了太多空间让未婚妈妈们可以规避法律：她们只需要付出一点金钱代价，必然会有男性愿意与其闪电结婚，一旦有了已婚女性的身份，人工受精就不再是违法行为。而花钱买来的结婚证也功德圆满，此后的离婚，不过是用一个红色证书换取一个绿色证书而已———在合法与违法之间，仅有一层薄薄的窗户纸。

       那么，为何法律一定要保护这层窗户纸呢？

　　很少有人想到，这个“冷漠法规”的存在，其立法动机绝非无视妇女的生育权，而是在维护公民人伦价值的传承与表达。原因很简单，一个不结婚而希望生育的女性公民，其在强调生育权的同时，却在主观上丢弃了未来子女的人格尊严。没有谁愿意从出生开始，就成为没有父爱的单亲家庭孩子。在全世界的未成年人犯罪大军中，绝大多数成员都来自单亲家庭。由此我们可以看出，一个父母双全的正常家庭，对下一代健康成长的重要性。即便有人后来成为没有父亲或母亲的单亲家庭孩子，那也是一种后天的无奈选择。

　　所以，不想嫁人却想做母亲，看似主张了自己的权利，没啥大错，却在客观上让所生子女从呱呱落地之日起便没有了父亲，对孩子的一生都不公平。这属于一种有意识剥夺孩子享受父爱权利的“预谋行为”，其后果，必然对子女未来的人格成长，形成极大的伤害。